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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复工复产成为主流 助力农民工

发布时间:2020-04-13 17:24来源:未知点击:

  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更是春节后复工复产流动规模最大的群体。为对农民工集中的主要行业和防疫期间不同风险级别地区复工活动特征加以研究分析,对他们在抗疫不同阶段的现实困难与采取措施加以剖析研判,中国劳动学会先后组织“30企”复工快速调查、“百企”复工分业快速调查和多次专题讨论,调查对象覆盖东中西部不同地区、大中小不同规模、国企民营外资不同类型的农民工比较集中的企业,专题讨论、深入研究农民工防疫防控与复工复产的进程、特征、变化、实效和经验,以期从农民工复工的实践角度来反映中国特色的抗击疫情、稳定就业,以及应对国际疫情大流行带来新一波冲击的对策。这是我本次向大家报告内容的背景。

  防疫防控与复工复产在特殊时期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前期防疫防控压倒一切,中期稳防控下有序复产、互为支撑、互促共进,后期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复工复产成为主流。

  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约7600万)、建筑业(约5000万)、服务业和现代服务新业态(约9000万),外出务工经商1.78亿人,春节回家过年约1.5亿人。面对疫情冲击,区分行业不同错峰返城、地域风险级别不同分批复工正是因企施策、因地制宜。错峰的合理性在于防疫防控条件达到要求的先行复工,分批的科学性在于选择低风险甚至无疫情地区先复工,直至“本轮疫情流行高峰过去”。如果在防疫防控积极向好时,还将大多数农民工“锁”在基本无疫情的中西部地区是人力资源浪费。五十多天农民工总体安全复工的事实说明:制造业先行复工,是因多数有较强的生产组织能力和防疫所需的配套设施能力作保障;建筑业顺延复工是由于施工的气候因素和多年形成的开工周期所致,正契合了大多数省市政府的复工时间要求,也有利于大批农民工错峰返城;服务业视市场需求恢复分批复工,是因不同行业的复工率大不相同、不同企业的复工差异化很大,总体上是服务业吸纳农民工最多、复工困难最多,受疫情冲击最大的餐饮饭店、商业零售、文化旅游等行业,不少业务跌至“零”点暂停营业,何时复工要看疫情褪去和客流回升;家庭服务、快递、外卖、网约车和寻呼服务等现代服务新业态吸纳大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服务抗疫和居家生活的新需求,一部分员工春节期间仍在工作,大部分是2月10日后随市场有所恢复逐渐复工;保障市场食品供应企业员工大多数也是农民工,许多人在春节期间坚守岗位保供应,多数已经是新生代农民工;“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上,大部分农民工回国过年,因驻地国入境限制或隔离,一段时间内回不去,复工出现“空档期”。

  农民工输出地大都是中西部疫情低风险地区,疫情暴发后,为避免人口大幅度流动和聚集,当地不同程度采取了居家隔离、延长春节假期,有的甚至采取“封乡、封村”等特别防控措施,多地火车、高铁、高速、公共交通等都严格控制出入,车次少有安排,甚至有些地方禁止外地机动车进入,个别地方还采取了来自高风险地区务工人员被遣返的做法等。调查企业中,开始复工时的主要障碍是受防疫严格管控的影响,一些乡村、社区对人员进出实行“过度”的严管,制约了农民工外出返岗。农民工外出务工须开具多种证明材料,手续繁琐,给返城复工带来诸多困扰。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区外地员工约占员工总数90%,返城后需隔离观察14天,形成返城还不等于复工,这使富士康面临企业运营和订单交付压力。此外,企业复工需审批或者备案成了企业复工的一个障碍,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受影响较大。调查中,82.87%的中小微企业表示当地政府要求经审批或者备案才能复工,但面临着审批时间较长、程序较为繁琐的问题。

  农民工由于长期形成的相伴而行的集体返城务工和相对较为简单的生活习惯,容易忽略防疫防控要求,比如,认为年轻身体壮实、免疫力好、对风险不太在意,对频繁消毒洗手、佩戴口罩的不习惯、返城后老乡小聚的习惯等都需改变。出村复工开健康证明或扫健康码不能异地通用且由谁来鉴定尚不明确,上健康码平台需从跨省互通到全国互认,这都需将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及有关部门、乡村、街道、企业将统筹防疫防控与推进复工的责任落到实处。调查中,有部分企业反映,目前边远山区的员工由于无“座位隔开距离”的公共交通也导致了返岗延后和上下班困难。此外,返城后隔离期长和隔离临时租房难寻成为复工的一大难题。

  这次调查反映出,春节期间加班生产防疫物品人员,未停工的重点项目建设工地人员,保障城市蔬菜食品供应的市场人员,跑快递、送外卖、网约车服务和寻呼服务人员等现代服务新业态人员,只要防护措施到位,保障生产服务和个人健康安全是可以同时做到的,这也为加强返城农民工防疫和复工提供现实依据。面对防疫医疗物资供应一度紧缺,医疗和防疫产品制造企业春节过后就已经复工。例如,甘肃扶正药业科技公司生产抗疫产品(75%酒精消毒液等)的生产线春节假期结束就已经复工,并且在外地员工较难到岗的情况下,员工复岗率也达到70%左右;在西藏、青海、甘肃三省区都有工厂的奇正藏药,处于疫情低风险地区,订单增加,500多名员工2月10日已经复工。北京新发地市场作为全国交易规模最大的农产品交易中心,大约有9000外地商户,防疫积极向好时已有90%以上的商户恢复营业。

  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到“疫情高峰过去”,主要行业企业“三波”复工,低风险地区农民工复工加快

  从农历正月十五过后的制造业第一波复工,到农历正月过后春耕开始、大中型企业和建筑业第二波复工,低风险地区不断增多,多数农民工步入复工行列,到三月中下旬大部分地区成为低风险地区、随着服务业市场回补、进入恢复经济的第三波千方百计创造有利于复工复产的条件,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农民工从总体上进入加快复工。

  疫情初期,由于制造业企业和疫情防控要求契合程度高,普遍率先复工复产。在诸多行业处于犹豫等待、徘徊观望之时,制造业企业充分发挥了复工复产先锋作用。但从复工与复产的实际情况看,不仅是制造业,其他行业也都面临着员工复岗率与企业复产率不成正比等问题,少数特大型企业用工量很大,人员从各地返城差异性大、各地防疫要求参差不齐,加之准备防疫隔离用房、口罩、消毒液、场地消毒、分批就餐等需要专门培训安排,不得不考虑先部分复工、分批复工以及延后复工。绝大多数中小微企在疫情冲击下受损严重,面对市场断崖式下滑至“低谷”,多数处于歇业半歇业状态,处于恢复正常经营前的特殊困难期,“熨平”经济创伤需要一个恢复期。面对这些复工困难,都在上有中央关注解决、下有企业和农民工形成的合力攻坚克难中逐步化解。随着疫情影响逐渐减弱,主要行业企业用工发生恢复性反弹,特别是低风险地区的规模化复工纷纷启动,上亿农民工返城复工进程中,每隔半月或者二十天就会有复工新变化,从复工先行军到吸纳农民工的支柱行业复工,以及受损严重的行业企业、中小微企业协同复工,越来越感到复工复产维系着稳就业、稳经济,为抗疫提供源源不断的持续供给又不断创新提升品质的物资条件。直至解除疫情、“宅家”变出行、各业经营出现恢复性反弹、在逐渐步入正常生活秩序中,全面展现其活力和就业升级。两个多月疫情防控特殊时期,亿万农民工返城复工不仅是克服前所未有的困难,也创造出很多前所未有的闪光点。

  从农民工输入地入手,通过“包车、包机、专列”等有效办法,实现“出家门上车门,下车门进厂门”全程“保送”,精准复工、安全复工、便捷复工,使有用工需求的企业基本得到满足,实践证明,谁先安全有序聚集农民工,谁就在农民工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中先行一步,谁就占领复工复产的先机。例如北京精雕集团组织员工自驾车搭乘在一起,实现200多名农民工技工“点对点”的返城复工。从浙江东阳中信红木家具集团、山西朔州鑫龙源工程公司等中型企业到北京丰台火车站、怀柔科技城等116项重点建设工程,为保障全面复产定制专车“点对点”接回外地农民工复工。第二波复工复产中,浙江“硬核复工”,率先包高级大巴车、包高铁、包飞机,占了农民工返城复工的先机,紧接着珠三角“三包”加补助,吸引不少农民工前往。在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地区,采取“点对点”的包车或专列等组织方式,集中组织农民工返岗复工的需求较为迫切。“出了家门、迈入厂门”的一路防疫防控服务,乘车隔开座、量体温、送热饭,到厂后的单间住宿、分班吃饭、错班上岗、消毒通风等,让农民工实实在在感到自己是宝贵的人力资源,享受到比乡村更周密细致的城市公共卫生防疫服务。人社部会同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卫健委、国铁集团,在第二波复工中仅仅一个多月就对接农民工返城“点对点”包车专列服务560万人;四川、福建等地组织省内开通边远地区农民工专列、专车的方法,也适合家政工分散返城防控措施少、需乘专车专列安全复工的特点。阿里巴巴开发的“疫情防控精准复工管理平台”,既能帮助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又能协助政府对疫情风险进行实时管控,并已在全国多个城市得到试用及验证,在家政服务人员返城复工中有较多使用。

  畅通企业产业链、资金链的协同复工复产,才能有效保障处在国际化产业链条上的企业营运。调查中54.35%的制造业企业上下游供应链受疫情冲击影响较大,给上下游供应链紧密关联的企业带来短时间难以弥补的损失。例如中山美盈家具集团原材料来自德国的榉木、市场主要在北美,按季按月供货,错过一季度再补就很困难。很多技能要求一般的制造业企业,由于订单积压或者资金链、产业链断裂的风险,大多数会直接延后复工、有些甚至暂时停产;而技能要求较高的智能制造或专业技术要求高的大型制造业企业,在渡过复工困难后影响相对较低,风险主要来自全球疫情大流行冲击下的跨国供应链的中断,这对农民工复工后的稳岗带来新的挑战。

  因此,从防疫需有较长时间准备来看,招工难与就业难仍然是常态化的。虽然招工难和复工难的“新两难”是阶段性的,但加剧劳动力市场技工长期短缺的就业结构性矛盾,如果技能培训的有效性和覆盖面没有紧紧跟上,那么这种矛盾将直接影响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也会对制造业中的农民工带来失业风险。富士康郑州园区推出“复工激励奖”、给予人均五千元复工补助,对冲劳务公司趁势抬高劳动派遣价格过快增长,到三月下旬的复工率达到90%以上,有力支撑国际化的产业链保持正常运转。制造企业多数为大企业配套零部件生产,疫情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复工的延迟,同时还有产业链、供应链中断等因素,往往使中小微企业的经营、销售困难叠加。

  前所未有的疫情、前所未有的应对,前所未有的“抗疫”中有所创新,许多行之有效办法呼之而出,有些正破解着多年难以解决的难题,有不少鲜活的经验需总结、升华到制度层面。

  比如,快速自制口罩,解决了一月下旬瞬时爆发的“海量”需求。富士康率先造口罩机,三月中旬造出40台口罩机,现在可日产上千万只;央企国机集团制造口罩机、山西二建填补太原“空白”制作口罩日产200万只;上海创造出一种使用5次至20次的多次用口罩。自制口罩既满足自用,又服务地方,还缓解市场“一罩难求”的紧张状况,可以说是一举三得。深层次看,破解原有“定点工厂”开足120%马力生产也不够用、只能统收统分的困境,此后我国将是世界最大规模出口医用口罩国,将创出占领世界口罩高端市场的国际品牌。这说明防疫中不能仅靠国家物资储备,大国要有“战时”的特别组织制造能力。

  又比如,速建模块化板式住房。从“战两山”(火神山、雷神山)建模块板房医院,到中建山东公司高铁项目建万名农民工模块板房宿舍,虽投资大一些,但比耽误重点工程要划算,既解决农民工返城隔离问题,又改善农民工住宿条件,一举两得,也有效解决农民工“返城隔离14天找房难”的现实问题,从根本上说需要大力发展城市多元化租赁住房,包括速建超特大城市外地务工经商人员返城隔离所需的小户型“方舱宿舍”,加快建设适应农民工的小户型租赁房,都是解决农民工住宿的治本之策。

  还有实践中创出的无接触配送。从阿里巴巴旗下近百万农民工创出防疫期间无接触快递、紧接着美团等实行无接触送餐,到新发地农民工企业家将净菜无接触配送到户。“非典”后阿里巴巴网购蹿红,替代部分商场购物,未来可能兴起蔬菜鲜活食品配送到户,以新鲜、价实、便捷的优势,替代部分人到超市买菜,使中国网络消费又出现一片新天地。

  餐饮业大量使用线上团购订餐、线下机器人端盘送餐、无接触供餐等。通过这些举措,使量大点多面广的餐饮业在创新服务中复工复产,到三月中旬,广州市线上团购订餐上升很快、恢复到80%。西安市老字号通顺祥饭庄小型机器人端盘上菜招呼客人、吸引不少人前来光顾。酒泉市500家饭店推行预约定菜、打包取送自便、营业恢复较多,这些创新生活服务的方式保障了防疫、也提升了自身服务。

  出台扶持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复工的救助政策。财税减免、社保缓交、住房公积金缓交、贷款贴息、减免房租及水电气暖费等,以往很难协调下来的拿“真金白银”来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政策措施,这次防疫中救企业成一体化行动,阶段性刺激政策正在释放和落地,但从根本上要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还需要进一步确定从中央到地方有金融机构专为中小微企业开展融资服务。

  创新劳动方式。防疫防控中出现弹性就业、零工经济、居家办公、共享员工、综合工时制等,有效缓解阶段性用工难问题,也提高精准劳动的效率,初步实现精准就业。解决就业方式多元化和充分就业发展到高质量就业问题,需要我们从工业化时期形成的劳动合同制度走向后工业化时期、网络化时代的新劳动管理方式。

  复工复产中,农民工成为宝贵人力资源趋势凸显。本来是新增农民工已从无限供给走向有限供给,去年仅增110多万人,今年预测增加近百万人,因为抗击疫情的缘故,劳动力市场形成“新两难”,这也倒逼了促进农民工体面劳动,坐飞机、坐高铁专列、坐高级大巴专车等,过去农民工可能想坐也舍不得花钱,现在则出现了地方或企业免费包机包车。善待农民工不是防疫中应有的权宜之策,而是战胜疫情后的常态化,形成关爱农民工的社会氛围,要让返城复工的农民工感觉到能享受城市公共卫生服务的周密细致服务,比在村里更有条件得到保障。

  往往是遇到困难时更能挖掘自身潜力,政府、企业、农民工正在协同努力,千方百计创造有利于复工复产的条件。

  新冠疫情集中暴发在我国春节期间,持续两月多的疫情导致众多企业经营困难,而恰恰在春节期间是很多人特别是农民工群体的返乡期,客观上使回家过年的亿万农民工相对远离高风险地区,党和政府的有力作为,也真实地保护了广大农民工群体。交通管制、社区管制、农村“封村”、城际大巴停运、高速出入检测管制、街道社区对外来人员隔离管制等防疫管控措施,在疫情初期起到了积极防控作用,随着防疫积极向好乃至“本轮疫情流行高峰过去”的时期,农民工怎样克服多重束缚走向复工,企业怎样克服国内外疫情冲击走向复产,需要从国际化的视角、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层面深入研究应对之策。

  从全球观察,这次疫情扩散速度快、影响面广,绝大多数行业受损,尤其波及全球产业链的影响至今都难以估量;从救助企业来看,非常时期应有非常之策,可以考虑多渠道筹足资金,使救助企业、促进复工、稳住就业、刺激消费、保障民生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从国家治理体系分析,发挥制度优势、补上短板,对我国基本建成现代化国家是一次“化危为机”的提升,对维护人民群众公共卫生防疫权益也是一次“洗礼”。

  农民工是城乡间最大流动群体,前期疫情冲击给人们或多或少带来担心受到传染的心理恐惧,复工迟迟未动则给农民工带来工资无着落的收入担忧,统筹防疫与复工、及时出台侧重点不同的政策措施,正是特殊时期采取的应对之策,起到既保障农民工安全健康复工又促进农民工减少工资收入损失的非常作用。

  现在看来,总体上统筹防疫与复工是双向推进、前期先防控后复工、中期边防控边复工、后期以复工促防控,中央审时度势、把握节奏变化、适时按下“转换键”至关重要。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快速制定政策“接地气”、到“消化”政策见到实效产生“抗体”“冒热气”有个转换期。针对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和当下面临的突出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精准施策和落地见效的力度,对冲企业和农民工等劳动者受到的损失,破除影响企业复产、农民工复工的种种障碍,创新劳动用工管理,出台一揽子援企救助政策措施,提升暖企政策效能,在稳就业、稳经济中激发企业活力,增加农民工等劳动群体收入,将疫情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将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潜力释放到新的高点。

  通过集合各方力量应对疫情冲击,进而将扶持政策细化成适合不同类型企业的精准施策,增强企业抗击疫情冲击恢复经营的信心。通过财税减免、减缓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缴费、稳岗返还失业保险金、技能培训补贴等“真金白银”政策给予企业最大限度扶持,促进企业尽快复工达产,不裁员或少裁员,保基本薪酬或减少降薪,稳岗保就业显得尤为重要。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住宿、运输、文化旅游四大类困难行业企业给予定向援助。同时将重点放在恢复核心产业链上,发挥大型企业龙头作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企业协同开展疫情防控和生产恢复,推动产业体系的复苏。

  加大对中小微企业“量身定制”的政策扶持力度,让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主渠道活起来

  需要将援企政策给企业的“放水”转化为扶持中小微企业的“管灌滴灌”。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可以考虑给予中小微企业一定额度的复工期贴息贷款的扶持,金融机构可以考虑给予1-2年基准利率贷款额度的扶持。同时鼓励银行机构给予中小企业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对因受疫情影响经营暂时出现困难但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对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贷,合理设置还款宽限期。降低担保费率,支持融资担保机构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免收或降低担保费;加大再贷款再贴现支持力度。研究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通过研究和实施“硬核”措施,从根本上治理中小企业资金贷款难利息高的顽症。

  大力扶持小店小铺小厂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促进其恢复和拓展经营,研究让营业收入百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免征税收、减收房租、贴息贷款等“输血”资助,让小店小铺小厂活起来、就业和收入多起来。大力扶持防疫中出现的包括中小微企业在内的新业态、新消费、新零售,将创业创新的小额贷款贴息、创业培训补贴等扶持政策落实到位、见效受益。深入研究中小微企业升级发展的新需求,为疫情结束后将行之有效的阶段性特殊政策上升为振兴中小微企业发展新计划、新政策进行大胆探索。

  对绝大部分的低风险地区及时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取消影响复工的限制,只要有健康检测可以就可上岗。而对包括外防输入的边境等中风险地区,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同步推进,对外输疫情的该隔离则隔离,减少人员聚集;对极少数高风险地区则需严格管控,精准复工复产。

  针对不少地方和企业“放大招”吸引农民工复工,化解复工难中的招工难初步显现,要鼓励企业加强对农民工人文关怀和技能提升,对暂时因订单不足或取消的企业应考虑给予大规模培训员工技能必要的补贴支持,也为企业人力资源适应高质量发展储能。积极发挥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链接”作用,推进农民工精准上岗,给农民工返城复工提供安全、便捷条件,让农民工就业创业热情得到极大释放。

  在“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的情形下,大部分的低风险地区应及时果断调整不必要的管制,去除影响复工的种种障碍,让农民工更好在城市务工经商。以特殊时期更有力度的经济救助政策激发企业活力、刺激市场恢复,政府部门上门服务大企业、大项目,将政策落地,对重点企业和建设工程配以专班协调纾困,促进复工率、复产率迅速提升,传统业务回暖中也释放出和创新升级的新业态“双轮驱动”的发展前景。

  目前,对新业态复工不能用老办法管理,从先规范后发展,边规范到边发展,到以规模促发展,对没有劳动合同约束,要及时研究适应新型用工的养老、医疗、工伤和失业保险新办法,即使处置劳动争议也有线上调解应运而生。企业抗击疫情中可试行特殊工时制,报人社部门备案,鼓励弹性就业,以灵活用工机制助力企业灵活经营。

  同时也要针对当前特殊时期劳动关系运行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借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劳动关系的有效做法,分析这次应对疫情冲击的新特点,各级政府以底线思维来积极做好防范和应对,也要注意新用工方式对劳动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及早重视复工复产中集体劳动争议问题,发挥人社部门和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作用,引导企业与职工共渡难关,在保护劳动者权益和保障企业恢复生产经营之间寻求新的共识和平衡。

  特殊时期需要主流媒体、新媒体共同发声,引导各地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千方百计创造有利于复工复产的条件,宣传各地多种方法帮助农民工等各类群体快速返岗复工。加强对援企复工救助政策的宣传解读,让更多企业和农民工等劳动者知晓国家出台的新政策,提高政策覆盖面和普惠性,及时报道企业和农民工等劳动者共渡难关,助力消除复工复产过程中的束缚。制定农民工返城复工的防疫手册和图解,明确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的“纪律”和“注意事项”,明确防疫行为规范。及时总结防疫防控与复工复产的新鲜经验和可复制的有效做法,开发能吸纳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增加就业的新职业、新领域。

  从发展看,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尤为重要和迫切,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融入城市,为其提供稳定的工作机会和良好的生活环境,减少城乡间大规模流动,也避开春节期间高峰往返。另外应对突如其来疫情冲击,口罩等防疫储备一时不够用,定点企业加班加点超能力生产仍难缓解“海量”的市场需求瞬间爆发,需要组织具备生产能力的先进制造企业“战时”生产,纳入国家统筹分配。这次一些企业自发自制口罩机就是成功的实践,其实我国许多先进制造业企业都具备这种快速转产防疫物资的能力,长远看也能为我国研发高端医疗设备尽快补上短板、拓展路径。

  我国从自身实际出发,采取防疫和复工两条腿一起走路的独特方式,其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和研究。疫情尚未过去、探索尚须深入、复工正在前行,经过抗击疫情“洗礼”的农民工将迎来新的发展、厚待农民工的社会氛围将会持续走向浓烈,农民工复工倍加努力,以追赶的劲头,以新的发展来尽快“熨平”疫情冲击带来的损失。中国应对防疫防控与复工复产之策,也正在被其他受疫情影响国家越来越多地借鉴,亿万农民工在抗击疫情中创出的复工复产伟大业绩功不可没,他们在平凡中创出的不平凡将被更多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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